如果把它当做一个“重要历史见证”的话，我们不一定要用购买版权的奢侈方式。德、英、日文版的《拉贝日记》将陆续出版，花上几十美元或几百美元，买其中任何版别的一本正式出版物陈列在纪念馆里，其“史料价值”并不比我们远涉重洋买来的这15公斤重的复印件缺乏说服力。
“南京大屠杀”是我们民族心灵深处一道惨痛的创伤，它早已和我们这片深情的土地真实地联系在一起。60年后的今天，我们是否有必要花上8万美金去买个证据，证明自己身上确实存在过这样一个伤疤？
1947年，设在柏林的中国军事使团找到拉贝先生，希望他在东京首要战犯受审判时作为控方证人出庭。在这个最不该“沉默”的时刻，这位在“日记”中自称为“目击证人”的拉贝先生却坚决地保持了沉默。两年之后，他特意为自己的这一行为做了书面解释，说是“不愿看到日本人给绞死。”他说：“我无权作出审判。”
尽管当年拉贝先生终于没有出庭作证，也没人花8万美元去收买拉贝日记的版权，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仍难逃他应得的下场。这说明，《拉贝日记》并不是什么旱田雨露，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流露出那种如获至宝、迫不及待的神情来。
我们民族心灵上的这个伤痕不是一根要饭的打狗棒，更不是炒来炒去等待增值的股票和债券。中国人拥抱真诚平等的友谊，不接受别人的施舍和怜悯。拉贝笔下的那种任人宰割的羔羊一样的中国人的形象是片面的，也是不真实的。
我们不必太在乎人家是不是承认曾经对我们民族施暴。毕竟，南京大屠杀的斑斑血迹还在，幸存者的血泪控诉还在，远东国际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还在，这些“证据”，比《拉贝日记》这样一件纯私人化的“证据”更有力、更确凿，也更沉重和鲜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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